荆叶优配独立调查丨家人被精神病人杀害后……

　　海报新闻首席记者张稳记者文露漪张旭武汉报道

　　“我们家三代人，没有一个人的后半生能过得好。他（叶某志）因为臆想，就夺走了我三位至亲的生命，我们一生都接受不了！这是我们永远都过不去的坎……”2025年3月27日，广东廉江叶女士的母亲、妹妹以及未满2岁的外甥，被同村村民叶某志持刀杀害。11月27日，该案二审开庭审理，未当庭宣判。

　　2025年12月5日，湖北武汉敖女士起诉武汉市人社局要求撤销“非工伤”认定案二审开庭，未当庭宣判，而她追责相关监管单位的民事诉讼也已被发回重审。2021年11月30日，敖女士的丈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某平在自家小区遭流浪的精神病人王某刚持棍袭击身亡。到如今，为丈夫讨公道的路，她已经走了4年。

　　今年以来，数起精神疾病患者所犯刑事案件曝光在公众视野中，引发公众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

　　“因为认定凶手有精神病，只需要承担部分刑事责任，那他不需要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应该由谁承担呢？”一些被害人家属不禁质疑：这当中是否存在精神疾病患者监管、公共安全防护与救助体系的衔接不畅？该如何兼顾法律公正与对每一方的人文关怀？

12月5日，庭审结束后，敖女士在法院门口接受海报新闻记者采访。

　　精神病人砍死邻居家祖孙三代

　　被害人家属：直到开庭才知道其已治疗5年

　　2025年3月27日，是叶女士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那一天，她失去了三位至亲。

　　叶女士出生于广东省廉江市东涌村，兄妹四人均已成家，父母年近七旬，一直在村里生活。叶女士和弟弟们常年生活在珠海市，年纪最小的妹妹小花远嫁湖南。事发时，小花正好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回娘家小住。

　　3月27日晚上7点半，叶女士像往常一样和母亲、妹妹视频聊天，妹妹还提到清明节（4月4日）前要返回湖南的婆家。谁也没想到，悲剧就在十几分钟后发生。同村村民叶某志手持菜刀，将在家门口聊天的叶女士母亲、小花和小花不满2岁的儿子砍死，小花不满3个月的小儿子躲过一劫。

广东廉江祖孙三代被害案事发时的监控画面。

　　“我妹妹身中20多刀，小孩子才一两岁，我妈妈是个没有还手之力的老人，他怎么下得了这样残忍的毒手？”痛苦之余，叶女士百思不得其解，自家与叶某志家是多年邻居，无冤无仇，平时遇见都会打招呼，对方为何突然杀人？

　　约一个月后，叶女士收到了廉江市公安局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叶某志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在本案中属于“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对此荆叶优配，叶女士和家人均无法接受。

关于叶某志的精神疾病鉴定。

　　“我们从未听说过他有精神病，他在村子里生活了几十年，而且他还在正常上班。”叶女士和家人曾申请重新鉴定，但未获采纳。他们咨询了很多律师和专家，但都被告知，对方可能会因为患有精神疾病而被减轻处罚。为此，叶女士和家人放弃了附带民事诉讼，“我们不接受任何轻判的可能，我们唯一的诉求就是判处他死刑！”

　　8月18日，该案一审开庭，并当庭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叶某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尽管叶某志被认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其“犯罪时对行为的违法性和后果有明确认知，手段特别凶残，情节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不予从轻处罚。

广东廉江祖孙三代被害案一审判决书。

　　直到开庭，叶女士才知道，叶某志因精神疾病已持续治疗5年，就诊记录高达38次。

　　一审判决结果让叶女士一家略感安慰。然而不久后，他们就得知了叶某志上诉的消息。煎熬、痛苦、折磨再一次包围了全家人。

　　“三条命换他一个人的死刑，他有什么理由上诉？如果他不能以死谢罪，我们无法接受，无法释怀。”叶女士说。

叶女士的妈妈和妹妹。

　　11月27日，该案二审开庭，未当庭宣判。庭审中，检方意见明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叶某志的辩护律师仍然坚持“精神疾病应轻判”的主张。

　　事发至今已过去大半年，叶女士全家依然沉浸在悲痛中。“我妈妈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还没享过一点福。我妹妹的孩子才几个月大，一辈子再也没有妈妈了。我们姐弟几个都无法正常生活工作，一直在讨公道的路上。”最痛苦的是叶女士的父亲，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叶女士的弟弟不得不辞职，回老家专门照顾父亲。

　　丈夫遇害后，她将多个单位告上法庭

　　导致凶手“脱管”的责任该由谁承担？

　　对于丈夫被精神病人杀害这件事，湖北武汉的敖女士已经接受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结果。但直到今天，她仍在四处奔走——她要在另一个层面上，为丈夫讨回公道。

　　2021年11月30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某平在自家小区遭流浪精神病人王某刚持棍袭击，不治身亡。2023年8月7日，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某刚死刑荆叶优配，缓期二年执行。

王某平被袭击的位置。

　　该案刑事判决书记录了案发过程：

　　2021年11月25日前后，38岁的王某刚与同乡结伴离家，前往河南郑州打工。两天后，他因身体不适准备返回贵州老家，却因身份证丢失没赶上11月28日的火车，只好找到郑州的救助站。救助站协助他购买了郑州到武昌的火车票，让他抵达这个中转地后，去求助当地救助站，再回老家。11月29日，王某刚到达武汉市武昌区。次日凌晨，他来到火车站附近的派出所求助，派出所人员将其送到救助站后离开。由于救助站还未开门，无人管束的王某刚便随意乘车来到了湖北大学琴园小区，在该小区内滞留游荡。14时许，被害人王某平准备驾驶停在小区的车辆外出，在其遥控解锁车辆时，正在该处逗留的王某刚认为解锁声系王某平模仿鸟鸣，遂起意攻击。趁王某平不备使用木棍击打其头部数下，致其倒地。17时许，王某刚在事发小区被抓获。后经检验，王某平因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

　　经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某刚作案时处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发病期），被认定为限制（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

　　“鉴定结果的主要依据是他有不止一次的住院病史，有幻听等症状，同时有被害妄想症。”敖女士告诉海报新闻记者，她咨询过司法鉴定专家，也查询了大量类似案例，得到的结论一致：如果无法推翻关于凶手的精神疾病鉴定，目前的结果已经属于顶格处罚。

王某平生前影像。

　　一审宣判后，敖女士没有选择上诉，但至今不认可判决结果。与此同时，她越来越感觉到，“无人担责”“部分担责”等说法，就像扎在她心上的刺，令她日夜痛苦煎熬。

　　“如果王某刚的家人、村干部能看管好他，如果郑州的救助站能直接给他买回老家的车票，如果武汉的民警能把他送进救助站，如果小区能做好安保工作……哪怕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正常发挥作用，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无数个日夜，敖女士一遍遍追问：社会在保障精神病人权利的同时，如何保障公共安全？如何保障正常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出事后，相关监管单位该不该担责？

　　敖女士决定继续追责。她对王某刚、湖北大学（小区物业管理方）、郑州市救助管理站、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提起民事诉讼，索赔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79万余元。

副教授被精神病人杀害案的刑事判决书。

　　2025年5月30日，武昌区人民法院一审后认为，王某平家属损失为107万余元，湖北大学承担全部补充责任，减扣湖北大学曾支付给王某平家属的10万元丧葬费用，湖北大学需赔偿王某平家属97万余元，湖北大学有权向被告人王某刚追偿；郑州市救助管理站、武汉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不承担侵权责任。

　　对此，湖北大学和王某平家属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8月19日，该案二审开庭，未当庭宣判。目前该案已经发回重审。此外，敖女士起诉武汉市人社局要求撤销对丈夫王某平“非工伤”认定的案子于12月5日二审开庭，法院未当庭宣判。

　　案发至今，敖女士没有得到一句道歉，没有拿到任何赔偿款。“现在又回到了原点，一切推倒重来。”

　　丈夫遇害已过去4年，敖女士仍时常痛哭，彻夜失眠，添了很多白发。她感到自己“困在了案子里”，除了维权，生活中再也没有其他指望。她没有搬家，家中书房的布局、丈夫常用的物品，她都没有动过。事发时，夫妻俩搬进这处新房不过3年，儿子刚考上大学，一家人有很多计划。“他却倒在了日子刚好起来的时候，在那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停下来了，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敖女士家书房的布局至今没有改变。

　　专家呼吁：

　　建立完善的监管、救助体系

　　“究竟谁该为精神病人的监管负责？如果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又该怎么办？”采访中，敖女士不止一次提到，王某刚的家属明知其有精神病史却放任其流浪，且多个部门没有尽到监管责任致其“脱管”，这才是导致悲剧最终发生的原因。

　　叶女士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凶手治疗了5年，他家人把这些瞒得死死的，而且他还在正常上班、出行。他的家人和相关部门该负的监管职责呢？如果能提前监管到位，可能就不会有悲剧发生。”

敖女士一家合影。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频上热搜，引发广泛争议。这些凶手都有精神疾病史，却无一例外在案发前“脱管”，在公共场所自由活动。一起起案件的发生，引发公众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律师告诉记者，我国民法典规定，监护人对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负有监管责任，失职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除非证明已尽到义务。同时，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应当建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健康档案，对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定期随访，指导患者服药和开展康复训练，并对患者的监护人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和看护知识的培训。

　　然而现实中，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常常“隐形”，社区等相关部门的监管更有“流于形式”之嫌。

　　采访中，多位熟悉该领域的专家表示，目前一些地方对精神病患者的管控措施确实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出院评估标准模糊，对患者家庭监管过度依赖，社区监管体系薄弱等。他们呼吁，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加强对精神病人的社会治理，建立完善的监管、救助体系，对高风险群体进行动态监控。另外，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中，应兼顾法律公正与人文关怀，既要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也应避免对受害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